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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泼一盆冷水:《金瓶梅》根本不是“淫书”
把《金瓶梅》当色情读物,就像把《史记》当旅游攻略。
全书百回,床笫笔墨不足三千字,却用整整三回写“熬糖色”、两回写“印子钱”,甚至不惜篇幅教人怎样腌螃蟹、怎样给猫狗剪毛。
作者把性写成“日常开支”里的一笔小账,顺手撕开了晚明市井最隐秘的财政系统:身体也是流通货币,而且贬值速度比铜钱快得多。
其实,真正该被锁进抽屉的,不是“性”,而是“计算”——人怎么把自己当算盘珠子,噼啪打到最后,发现算的是一笔死账。
展开剩余82%没有“坏人”,只有“账房”
潘金莲毒夫,先算“大郎的药钱”;李瓶儿偷嫁,先算“花家的不动产”;就连武松回来报仇,也要先问“县衙批文的工本费谁出”。
兰陵笑笑生把“恶”拆成一本流水账:
第九回,潘金莲用一吊钱买砒霜,顺手赊了五文钱的红糖“压苦味”;
第二十七回,西门庆送李瓶儿一只金簪,回头在账簿上记“利息三分,按月复利”;
第七十九回,陈经济葬母,棺材铺给他“好友价”,仍要扣去“钉子钱三十文”。
当道德被折算成铜钱,所谓“恶人”只是算错了账的倒霉蛋。
作者不骂他们“该死”,只淡淡补一句:“账目已平,人犹未散。”——死结不在脖子,而在账本。
悲悯的零度:不原谅,也不审判
读《水浒》像喝烧酒,一股“该杀”的热血冲上喉头;读《金瓶梅》则像喝凉药,苦,但下火。
潘金莲被剖心,作者不写“恶有恶报”,写王婆的儿子捡了颗滚到门槛上的葡萄——“色紫,已破,似含血水”。葡萄比人心更刺目,因为葡萄本可酿酒,人心却只剩血。
李瓶儿临终,抓着西门庆的袖子,不是喊“还我孩子”,而是喊“我的貂鼠皮袄别受潮”。这句看似凉薄的遗言,把母性、财产、恐惧一锅炖:她知道自己死后,连衣裳都会被拍卖,不如提前托孤于干燥。
零度写作不是无情,是把体温降到与环境一致,让角色自己发光。
作者不举道德探照灯,只把镜头拉近,近到能看见脓疱上的汗毛,这时观众反而不好意思喊“杀”,因为镜头里映出自己的脸。
作者为何没有心结?——他早把“我”也写进账簿
学界猜了几百年“兰陵笑笑生是谁”,我说:谁也不是,谁也是。
他必须是“全员”里漏算的那一粒尘埃:
做过师爷,所以写“衙门口朝南,有理没钱莫进来”时,笔锋带一点旧日同僚的默契;
包过漕船,所以写“运河结冰,船主拆板当柴”时,墨里掺一把自己手上的冻疮;
更关键的是,他肯定也欠过债——全书对“利息”二字最敏感:
苗青案里,一条人命折算“每月利钱五分”;
韩道国夫妻反目,因为“复利滚到翻不过身”;
西门庆临终,肾囊胀得斗大,还叫小厮“把账簿抱来,我要核最后一笔”。
能写出“人死账不烂”的作者,自己必是欠账方。正因为他把自己也写进负债表,才无权审判任何人。
看透,不是站在云端,是发现自己也在粪坑。
既然都在坑里,就省却了“你为什么臭”的质问,只剩下“粪坑里怎么开出一朵小小的臭花”的好奇。
给“恶”留一条生路,才是最高级的慈悲
书末,庞春梅纵欲而亡,死在十九岁小厮身上。
作者写她“金钗犹插鬓,袜已褪至足踝”,却安排一个小丫头在旁边打瞌睡,梦里咂嘴念“娘昨日赏我一块玫瑰糕”。
玫瑰糕是甜的,春梅的尸体是冷的,甜与冷之间,作者不给结论,只给“生”的延续:糕被吃掉,就会变成新肉的糖分,继续去支持另一场不知羞耻的欢愉。
这种“不结论”,让《金瓶梅》跳出了“警世通言”的窠臼。
它不提供“善有善报”的安慰剂,也不贩卖“恶必下地狱”的恐吓片,它只提供“生”本身——像霉菌,像苔藓,像粪堆旁最不起眼的酸模草,你踩一脚,它歪一歪,第二天又支棱起来。
于是,读者在深夜合上书那一刻,突然看清:
所谓“慈悲”,不是宽恕罪,而是承认罪也是活物,也要吃饭、睡觉、性交、算账,也要在暗处偷偷长出下一副皮囊。
看清这一点,人就不好意思再抡起道德的大棒,因为大棒落下,打的不过是自己下一世的影子。
结语:把裁判笔扔进火塘
兰陵笑笑生没有留下真名,却留下一条最干净的“无名”:
他拒绝做判官,因此不必背负判官的噩梦;
他拒绝当救世主,因此不用承受救不了的自责;
他把笔锋磨成一面铜镜,照见众生,也照见自己——镜子里没有法官,只有一张刚吃完面的油腻嘴,嘴角还沾着一粒芝麻。
于是,五百年后,我们仍在深夜被这面镜子吓到,却发现吓完之后,心里莫名轻松:
原来不必当圣人,也不必当恶魔;
原来只要承认“我也在账簿里”,就可以放下“替天行道”的执念;
原来零度的慈悲,才是对自己最温柔的取暖。
午夜,城中村的小巷还亮着一盏红灯,像《金瓶梅》里永远吹不熄的纸灯笼。
我们夹着书走过,不再喊“查封”,也不再喊“拯救”,只是低头快速穿过——
风把书页吹得哗啦响,像有人在笑,又像有人在哭。
不必回头,
因为懂得,
所以放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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